又因为司法的典范作用，迈耶的法治国构想最终便只集中于行政法治。

欧盟立法者的设想是，数据访问与利用权可以使用户和第三方都有机会参与数据市场的交易。[60]在此意义上，欧盟数据法提案所建构的数据公平利用制度显然并不合理。

在信息信义义务原则下，应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数据企业收集个人信息，但必须严格审查企业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是否有益于个人，以保证个人能够更多分享数据利用活动所带来的福利。该提案虽然允许数据持有者索取合理的补偿，但将补偿限于提供数据访问所产生的费用，且明确要求此类补偿应由第三方而不是用户来支付。孤立分散的信息或数据自古便存在，但它们并没有产生如今之影响。通过数据开放与共享，数据企业可以帮助其下游商家更好地了解经营情况，也可以吸引更多合作伙伴的入驻和停留，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数据生态。数据接收者不应胁迫、欺骗或操纵用户，破坏或损害用户的自主权、决策或选择，也不能未经用户同意将收到的数据转移给其他第三方。

如果水库被分散为水滴，水库也就无法发电。[9]最后，根据欧盟数据法提案，数据接收者对于用户也负有一定义务。生命作为主体人存在的根据、性状和特征，主体人不能对其选择要或者不要，而是只能要，所以任何人对生命都没有在作选择的自由意义上的权利。

但是，上述教会学者们关于权利的阐释散见于他们对教会法文件的注释中，并且其中一部分还处于手稿状态而没有成为印刷品，以至于人们对其知之甚少。这种权利观的缺陷的最突出表现就是缺少正义公正的成分内涵。这一意义上的权利，完全不同于霍布斯所作的权利定义——做或不做的自由，而是对人的本有利益侵犯的禁止（应当不）——本益禁侵。教皇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财产（物）的使用实际上就是拥有财产权。

这一辩论最先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与方济各修道会领导层之间展开。霍布斯所讲的自然权利，就其直接依据人的畏惧死亡、竭力自保的天性本能而言，是对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们用人的本能去解释jus naturale的想法的继承。

洛克所说的生命权，是直接针对人的生命这种本我利益而言的权利。所以，每个人在自保不成问题的情况下，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不应该夺取或侵害他人的生命以及一切有助于保存他人生命的东西，不应当夺取或侵害他人的自由、健康、肢体和各种利益。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权利概念，它们分别由一项利益（实体）＋权利（right）而构成。奥卡姆将使用权利（ius utendi）划分为实证法的使用权利和自然法的使用权利。

正是这种理论缺陷给后来的功利主义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历史实证主义法学攻击自然法学权利观提供了口实。在自然状态的没有共同权力的情况下，这种本性使每一个人处于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中。比如自然状态的非洲草原上的狮子经常捕食羚羊，根据自然法则规定，这确实是狮子们可以或能够作的行为，是狮子们的自由，但是，把这种自由说成是狮子们的权利就太可笑了。这一意义上的权利是针对人的行为而言的自由，是对人的行为特征的定性。

除了像上述批评者们那样站在外部的立场上对自然本能自由权利观提出批评之外，我们通过对这一权利观的内在逻辑、内涵加以分析也可以发现诸多问题。康德认为，国家权力就是普遍的联合意志。

它们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权利们（rights）。康德沿着卢梭的思维路径，强调人有着意志自律才是道德的，人的意志自律才是自由。

既然它们各自因为不应当被侵犯而被称为权利们（rights）中的一项权利（a right）并因此内含着抽象、普遍意义上的权利（right）要素，那么，这个抽象、普遍的权利（right）要素的意思就只能是不应当被侵犯。霍布斯的以人的自然本能为权利依据的看法被荷兰的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所继承，霍布斯的以自由为本义的权利概念为洛克（John Locke）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开辟了思想通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洛克的财产权中的权利观念是本能自由和禁止侵犯两种观念的混合体，但更多的是本能自由的意思。（2）有着相互交往的野蛮人阶段——人和人有着初步交往、协作，有着智力、情感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但还没有私有财产的义务、权利划分。阿奎那对自然法的权威性解释是，上帝统领治理宇宙依据其自有理性，这就是永恒法，人类作为理性动物分享神的意志、神的智慧支配自己的行动，这种理性动物之参与永恒法就是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本性法则行事，这种本性法则就是人的欲望，它也是人的本质自身，即竭力保持自身的存在。

由于生命、健康、自由、财产分别指称着不同的现象，如果权利分别与它们相等同，那么，权利究竟是什么东西？如上分析表明，在生命是权利……等的表述中的是，不能被理解为等同于。在他人并无不得侵占的义务的情况下，仅仅土地占有者的个人意志——我要排他性地占有该土地——不足以形成土地所有权。

人能够按照纯粹理性设定的普遍法则的要求进行行为选择，这就是意念的自由。最后，权利应当能产生对非权利主体的义务约束，而本能自由不能对任何人形成义务约束。

这就带来一个全新的问题：多数人的意志是否一定公正？多数人的意志是否始终能够代表全体人民中每个成员的利益、福利？被多数人意志否定的少数人意志是否总是不值得重视、保护的意志？尽管近现代政治国家的立法实践几乎都实行多数决定，但对于多数决定是否必然体现公意、是否必然公正的问题，始终无人能够从理论上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利用土地，各个人对于他自己那块地产所具有的权利，都永远要从属于集体对于所有的人所具有的权利。

反过来，某人享有某种自由也等同于某人享有某种权利。可见，在康德的权利概念中，其关注的主体并不仅仅是单个的人，而是包括着社会群体的人，权利主体是处于社会群体关系网络中的个人。这突出地体现在他阐释的作为人们交往的起点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上。奥克利的叙述表明，从休古西奥和其他教会法评注者将jus定义为行动的potestas或facultas，到奥卡姆将ius utendi中的ius解释为一种potestas，都是将其视为一种能力或本能，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行动能力或本能。

因为上帝的意志天然就是正义，ius natural也是自然正义，所以，当奥卡姆用ius natural来表示针对人这一主体而言的、出于上帝意志的、人类的本性、本能、行动之能力的时候，它同时也天然带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正当的含义。就洛克阐释的财产权产生的根据而言，他强调这种权利是以人的本能为依据的自由。

按照《圣经》的解释，自然万物都由上帝创造，万物（包括人类）自有本性、本能也是上帝赋予的，这就是上帝给万物（包括人类）立法，也是上帝给万物（包括人类）赋权。这样，由卢梭开启的、由康德完成的公意自由权利观在与霍布斯、洛克的个体自由权利观决裂的同时，保留了自由的含义，但赋予自由全新的意义。

以此证明该会修士们清贫、纯洁、高尚。譬如，休谟（David Hume）批评17世纪自然法学依据的自然正义观，认为正义并非源自自然，而是源自人为设定，没有人对正义规则的先行设定，就不存在权利。

公意自由权利观否定了个体本能自由权利观的关于自然赋予人的本能及其驱使下的行为、要求都是人可以做的、就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断言，强调只有人的群体的公意、共识的形成、存在，才有对个体行为的正义或不正义（正当或不正当）之评判，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之产生、存在。而国家意志不一定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其更多地表现为掌握着国家主权的一个人（君主）或一小群人（议会）的意志。所以，奥卡姆的证明是有严重逻辑问题的：（1）用人之本体性的本能、能力，去取代观念性的正义正当。自然权利，即著作家们通常说的jus naturale，是每个人因自我保存——也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的天性、按照自己的意愿、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自由（Liberty）。

所以，公意权利观所讲的权利具有将群体意志与个体自由结合为一体的理论优势。而且，洛克在这一段文字中使用了两个不同意义上的权利用语：一个是有权做某事意义上的权利（right），用的是has a right to punish......。

所以这一意义上的自由才真正有资格被称为权利，或者说，真正有资格作为权利的内涵。由此可见，权利是群体意志的表现，是群体意志的内容。

梅因（Sir Henry Maine）通过揭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古代社会是许多家族的集合体、同时每个家族家长对子女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而否定了17世纪自然法学设想的由一个一个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组成的自然状态（原始社会）的存在的可能性。奥斯丁认为，支配着一个人自由行走、四处活动的自身能力，可以被称为能力或力量（might or power），但这不是权利。